自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形成了中央集中的税权划分格局，(68)尽管确立和巩固了中央的领导地位，但也造成了地方财政自主性不足，同时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合理、不明确，由此制约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
[2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税务行政裁量权工作的指导意见》规定：制定裁量基准包括解释法律规范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列举考量因素以及分档、细化量罚幅度等。[12]行政审判实践中法院观点也不一致，不少法院没有对行政裁量基准展开审查，而是将其作为支持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主要依据，[13]但也有法院持相反观点，将严格依照行政裁量基准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为行政行为明显不当。
从笔者于本文中已经梳理的我国目前有关行政裁量的规章来看，这些有关裁量的规章不能被称之为行政裁量基准。事实上，效力至少存在三种类型。[48]参见王天华：《裁量标准基本理论问题刍议》，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6期。[16]周佑勇：《行政法原论》（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1页。[76]何海波：《行政诉讼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100页。
当然，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但就行政裁量基准在行政救济中的效力而言，两者的区别是有限的，并且基于司法最终原则，司法机关对行政裁量基准在行政救济中的效力判断无疑更具权威性。这两种裁量基准的关系表现为成文基准一般是对不成文基准的总结而形成的，不成文基准即使在成文基准形成后仍可独立存在。有学者认为与西方文化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不同，中国文化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10]身安、心安、治安是中国人恒久不变的目的性意向。
现实需要缔造‘全体/个体并立实践逻辑，[52]当代中国人权是全体/个体双重面向的，可以说中国宪制初创逻辑中的二元构造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升级，形成了基于宪法的二元体系的平等共进机制。人权学者寻找这其中的原因时习惯将其指向外部原因，比如存在人权恐惧症和中国社会尚未形成接纳人权的必要条件等原因。[48]在制度与规范逻辑上，个人本位与人民民主是根本对立的，西方人权与当代中国人权是道不同，路相异。见[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4]文化是由生活于一个拥有长期持续稳定历史的共同体中的人们共同创造的，生活世界中的人实是生活于文化整体性之中。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就是说：将神学转变为人本学，将神学溶解为人本学。
而在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如西方般强烈的个人与群体、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对立二分观念，即使在今天也不存在个体利益先于全体利益而至上的观念。如果说西方人是逻辑型、对抗型、个体型的人的形象，中国人就是经验的、关系的、群中的人的形象。人权在辛亥革命后难以为保者，其因概在于缺乏滋养人权制度的文化。我们也可以把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看作是十七八世纪的自然权利论的先声。
陈独秀1915年曾在《青年杂志》撰文探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他总结了三条：（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传统中国人信奉的是尊古的静态史观，基于血缘的祖先崇拜，基于先祖的宗法秩序，基于前人的经验智慧，构成中国社会的权威来源、正当根据和生活理性。但是，西方人权故事不过是一个极其高明而又非常普通的现代版的宗教故事。国内人权学者都喜欢从人本身或者人的本性出发来论证人权，伍德志指出他们的核心命题都是一个同样充斥于现代西方人权理论中的同义反复命题：人权就是人之为人都应享有的权利。
其实，在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已经形成了各具功能的人学理论，而唯人权学界与抽象理性人概念纠缠不清。在最低限度的单薄人权意义上，人的形象是近乎平面的，人权观念也是比较形而上的，中西之间的共识与沟通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原罪与救赎、肉体与灵魂、人性与神性、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是构成西方人之形象与概念的二元对立文化质料与范畴体系。神-人关系是基督教文化的深层构造，宗教人形象与概念就奠基于其上。
[58][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8-39页。[2]生活世界中人的形象是自定的，它既是具体的、现实的又是各不相同的。当代中国人权之人的规定性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康德认为理性人自己能够借助纯粹理性给自己立法，它不是任何经验性的事实，而是纯粹理性的唯一事实，纯粹理性借此而宣布自己是原始地立法的（sic volo, sic jubeo）。我们主张今日之中国人权应回归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就是主张从理论界热衷的对象建构回归自在的对象，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人权共同价值的普遍性，也不是要走向庸俗的人权相对主义，而是倡导将颠倒了的人权与生活和文化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因为人权源自生活而非理念、源自文化而非逻辑。[14]中国生活世界中自在之人由文化深层群己构造所规定，由近代以来中国全体面向的历史运动逻辑所决定。
在走向国家、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权利与利益优先实现道路上，传统群本位底层逻辑不但没有改变，而且由近现代历史实践自我强化了。理念世界中人的概念是预设的，是为了思想实验和理论建构而进行的语言学上的预设，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能产生理论与逻辑力量。
反过来，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缔造了不同禀赋性情和偏好取向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物，现实的人才是历史的主体。
近代以降，人们坚信人权与科学、理性、文明是同构的，而且大多奉西方人权为圭臬，倾向于以西方人权为福音，热衷于将西方人权福音注入非西方社会与文化，以期达成文化开新、实现现代转型。有国际法背景的人权学者意图从西方人权或国际人权走向中国人权，一直致力于推动人权在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领域的主流化，但往往会因为不符合中国实际逻辑而被孤立、被边缘化。
生活世界是人权的根源所在，规范世界是人权的意义限定。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等原则更加凸显。当代中国人权的伦理公式是由个人对他者的责任推导个人权利，而非西方的由个人权利推导个人对他者的责任。[58]康德法则逻辑看似是完美的，但理性人假设并不等同于真实的人。
[7]参见齐延平：《中国制度传统的知识与生活基础》，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6期，第117页。该部宪法是建立于社会主义思想和原则之上的。
当前中国的人权理论研究主要有三大学术板块构成：一是哲学界基于文化传统对人权本源问题的探索，二是法学界主导的人权规范与制度研究，三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法学界开展的国际人权问题研究。[16]参见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第92页。
[44]将人民之自由与权利来源限定于国家和法律之内，就进一步远离了西方人权先于国家、先于法律之逻辑。在共在之前，每个人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存在，唯有存在于与他人的共在关系之中，才生成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所以个体原则的绝对性和优先性应为关系原则的绝对性和优先性所取代。
[62]那么，今天中国人权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颠倒了的人权-人关系重新颠倒为人-人权关系。（一）人权规范上的客观/主观二元体系西方近代史在文化意义上的开启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主流化为标志，在制度与规范意义上的开启以个体人权宪法保障为标志，个体人权是西方近现代史的缔造者。如果否定这一历史叙事中人的历史文化和实践现实性，也就等于取消了人的具象，等于是对立体的人进行了平面化处理，即非人化处理，基于其上的人权理论在历史转折时期具有反思与批判功能，但在经济与社会常态化发展时期不可能具有建设性价值。[18]在世俗世界中，西方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就受控于由双城论引伸而出或者是假托双城论而获得正当性的教权与王权、教会与国家二元对立机制。
而中国近现代面向全体救亡救贫、救国救民以及现代民主国家创建特定历史任务，更是在彻底否决个体本位思潮的同时，又进一步自我强化了群本位意识。不同生活世界中的人在古代有不同的义务观，在近代以后则有不同的权利观。
人权根源于生活世界中的人，中国人权应该从西方性回归中国性，从人的抽象回归人的具象。梁漱溟先生曾言：在中国没有个人观念。
文化学家泰勒给出了文化的经典定义，他认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马克思对线性进步史观和抽象理性人概念进行了彻底批判。